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浴室镜子上他的便签还看着

    镜子上的便签已经有些泛黄,边缘微微卷起。那是他用左手写的——因为右手总是不受控制地发抖。字迹歪歪扭扭,像小学生初学写字:“记得吃药,热水在保温瓶里,我爱你。”

    这是我们之间的游戏,从五年前确诊帕金森那天开始的游戏。

    那时他才四十二岁,是建筑公司最年轻的项目经理。我记得确诊那天从医院回来,他在车里坐了很久,突然笑着说:“也好,以后可以在家陪你了。”可我知道,他手心里全是掐出来的指甲印。

    第一张便签出现在确诊后的第三个早晨。那天我醒来时,发现浴室镜子上贴着一张淡黄色的便利贴:“今天天气很好。”没有署名,没有多余的嘱咐,就这五个字。我对着镜子哭了又笑——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,生活还要继续。

    便签就这样一天天地贴下去。

    “楼下桂花开了,很香。”
    “你笑起来最好看。”
    “炖了你爱喝的玉米排骨汤。”

    有时是提醒,有时是情话,有时只是他随手写下的生活片段。渐渐地,这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。每天清晨,我走进浴室的第一件事,就是寻找镜子上的新便签。那是我一天开始的仪式。

    他的病情在缓慢地恶化。便签上的字迹从工整到歪斜,从长篇大论到简短句子。有一次,他写了整整一晚上,才勉强写出一行能看清的字:“如果有一天我连字都写不了了,你要记得我所有的便签。”

    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天,他握着笔的手抖得特别厉害。我在旁边看着,心里疼得像针扎,却不敢伸手帮忙——这是他最后的坚持。那天他写的是:“手很抖,但爱你不抖。”

    我背过身去,眼泪直接砸在洗手池里。他装作没看见,只是轻轻哼起我们恋爱时他常唱的那首歌。声音已经有些沙哑,但调子还是准的。

    便签贴满了浴室镜子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舍不得扔,就用相框裱起来,现在已经攒了满满一抽屉。女儿说这些都是传家宝,要一代代传下去。他听了笑得特别开心,那是我很久没见过的、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
    上个月开始,他连左手也握不住笔了。

    那天早上,镜子上什么都没有。我心里空了一块,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就在这时,他从身后抱住我,用颤抖的手指向镜子。我这才看见,他用口红在镜子上画了一颗心——歪歪扭扭的,像小孩子涂鸦。

    “以后就这样,”他的声音很轻,“画颗心,你就懂了。”

    从那天起,镜子上开始出现各种颜色的心。红色的、粉色的、橙色的,有时画得大,有时画得小。邻居家的小朋友来玩,指着镜子问:“叔叔为什么总在镜子上画画呀?”

    他蹲下来,平视着孩子的眼睛:“因为这样阿姨每天照镜子的时候,就知道我在对她说‘我爱你’啊。”

    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跑开了。我站在浴室门口,突然明白,这些便签和这些心,从来不只是写给我的。那是他在用尽全部力气,对抗正在一点点吞噬他身体的疾病;是他在提醒自己,也提醒我:有些东西,永远都不会被带走。

    昨天下午,阳光特别好。他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打盹,我收拾屋子时,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笔记本。翻开一看,我整个人都愣住了——

    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他练习写的字,一页页重复着同样的内容:“记得吃药”“热水在保温瓶里”“我爱你”。有些页上的字迹已经糊成一片——是他手抖得太厉害,笔尖在纸上打转。

    最后一页,他用力地、一笔一画地写着:“对不起,字越来越丑了。但我的心还和第一天写便签时一样。”

    我合上笔记本,在床边坐了很久。窗外的梧桐树正在落叶,一片接着一片。我想起确诊那天,医生私下跟我说,这种病到了后期,很多人会变得消沉、抑郁。可他从来没有——至少在我面前从来没有。

    这些便签,这些用心形代替的字条,都是他为自己、为我们筑起的堡垒。疾病可以带走他灵活的手指,可以带走他稳健的步伐,但带不走他选择如何面对这一切的方式。

    今天早晨,镜子上又出现了一颗新的心,是用蓝色水彩笔画的。我在那颗心里看见了自己的倒影——眼角有了细纹,头发也不如年轻时浓密,但眼睛里有光。

    那颗蓝色的心包围着我的脸,像他永远张开的怀抱。

    保温瓶里的水还热着,药已经按时吃了。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,然后拿起那支水彩笔,在那颗蓝色的心旁边,认真画了一颗红色的心。

    他醒来时看见,一定会明白的——就像这些年来,我读懂他的每一张便签、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努力。

    爱从来不需要完美的表达。抖动的双手画出的心,和稳定的手画出的,一样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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